從甲午中日戰爭看李鴻章的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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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李鴻章，這個在中國近代史上留下重要一筆的人物，在甲午中日戰爭中，妥協、避戰、用人不當、沒制定恰當抵抗政策，是個不折不扣的“誤國”者。拋開個人情感，從歷史的角度來講，他確實是個“誤國”者。
[關鍵詞]李鴻章;誤國之實;中日甲午戰爭
一、誤國之實
(1)在甲午戰爭爆發前李鴻章外交的軟弱與妥協
李鴻章進入滿清權力中心不久后，就開始廣泛參與各種國際事務與洋務事物，然而在他外交生涯之中，對日外交可謂早早提上了日程，不幸的是李鴻章的外交，在一定程度上講最大的敗筆就是對日外交，標志性事件則是甲午中日戰爭。
東學黨起義事發之后，日本緊隨清政府，調重兵入朝，李鴻章深知此舉“是其蓄意與中國為難，全力專注，非此脅韓而已。”[1]面對日本伊藤博文咄咄逼人的氣勢，李鴻章也曾強硬相抗，“怫然曰：‘朝鮮事中國并未辦錯，其錯處全在竹添。若因此決裂，我惟預備打仗耳’”。[2]但李鴻章認為朝鮮非日本對手，中國亦無戰勝的把握，因而他還是一如既往，忍氣吞聲，力保對日和局。其時，駐日公使汪鳳藻自東京拍電報建議：“為大局計，不惜遷就”，袁世凱亦拍電建議：“日本欲尋釁，何患無隙，為避免釁自我開，我先撤亦無損。”[3]這無疑堅定了李鴻章的對日和局思想。東學黨起義后，清政府應朝鮮之邀，出兵朝鮮，日本借口《天津條約》，不請自來，中日雙方在朝形成對峙。日軍重兵壓境，駐朝官員多次“請添重兵”，但李鴻章卻不作戰守準備，復電說：“我再多調，日亦必添調，將作何收耶。”甚至在日軍向駐牙山清軍發動進攻后，李鴻章仍電告清軍統帥葉志超：“日兵來牙窺探，可置不理……切勿自我先挑釁。”[4]“我不先與開仗，彼諒不動手，此萬國公例，誰先開戰，誰即理拙，切記勿忘。”[5]
李鴻章在軍事上極力避戰求和，在外交上則推行“以夷制夷”的方針，把解決中日爭端的希望寄托于西方列強的“調停”上，這無異于與虎謀皮。1894年6月20日李鴻章首先向沙俄駐華大使館的官員提出“調停”要求。因沙俄對中國東北和朝鮮垂涎已久，所以他曾勸告日本從朝退兵，但為日本所婉言拒絕。沙俄擔心若強力壓迫日本，自己在遠東的主要對手英國“很可能站在日本一邊”，于自己不利。沙俄向李鴻章表示：“俄只能以友誼力勸日撤兵……未便用兵力強勒日人。”[6]李鴻章對餓外交失敗后，又轉向英國，希望從中得到幫助。英國為了自己在華的政治經濟的利益優勢，防止沙俄趁戰爭之際擴張勢力，當然愿意居中調解中日爭端，以維護遠東現狀;但日本若侵占中國東北和朝鮮，卻可以幫助其抵制沙俄勢力南下，權衡利弊，英國更傾向幫助日本侵華。7月16日，英國與日本簽訂了《英日通商航海條例》。7月23日，英國正式照會日本，“上海是英國在華利益的中心，因此當日后中日兩國開戰時，希望日本同意不在該港及其附近作戰”。[7]這就表明了李鴻章的對英外交也宣告失敗了。但面對一觸即發的戰爭，李鴻章仍對他的“以夷制夷”政策不死心，繼而轉向美、德等國請求調停，不出意料也相繼化為泡影。
李鴻章調停活動失敗后，日本不宣而戰，正式挑起中日戰爭。
(2)在戰爭爆發后，李鴻章避戰求和、用人不當
戰爭爆發后，清政府的戰略總方針是“海守陸攻”。在海路，由北洋艦隊集結旅順或威海衛，“做猛虎在山之勢”，使日艦“不敢輕與爭鋒”，確保京師門戶安全。在陸路，“嚴飭派出各軍，迅速進剿，厚集雄師，陸續進發”[8]將陸路戰斗限制在朝鮮境內。由于衛汝貴等四支軍隊援軍行動遲緩，8月上旬才陸續到達平壤。此時駐平壤的清政府軍隊有2萬余人，而李鴻章命謊報戰功的葉志超任諸軍統帥，各軍將領均不服。而在李鴻章的支持下，葉志超既不主動南攻漢城，也不擇險據守平壤，而是將軍隊收縮于平壤城內，坐待日軍來攻，致使日軍很快將平壤戰略包圍。以致在平壤戰役中，葉志超指揮不利，并在左寶貴死后，命人樹起白旗，率先遠遁，狂奔500里，渡過鴨綠江，退入中國境內。
黃海戰役戰敗后，北洋艦隊5艘軍艦沉毀，傷亡近千人，小敗于日本。但李鴻章認為北洋艦隊“快船快炮太少，僅足守口，實難縱令海戰”，更不愿“以北洋以隅之力，搏倭人全國之師”[9]，因而命北洋海軍聚泊于威海衛軍港，實行“保船置敵”的消極防御方針，使日本掌握了黃海制海權。
二、歷史地看待李鴻章的外交
首先，在中日甲午戰爭爆發前，他沒有積極備戰，盡管李鴻章積極去實踐他的“以夷制夷”的外交政策，可惜沒有看清列強之間的關系，想“制夷”，卻被“夷制”，還有他在備戰中沒有選派精兵良將，而是選派自己的親信，致使昏庸無能、膽小如鼠的葉志超擔任了清軍統帥，致使戰火燒到了中國境內。其次，在戰爭爆發后，也沒有主動獻策，并在戰斗中指示北洋軍將領消極備戰，把北洋軍作為自己的私產和政治資本。而且在戰爭中總是想著“議和”，盡管這是在晚清最高統治者――慈禧太后的指示與支持下的，但他作為當時晚清政府極具有影響力的外交大臣和軍事大臣，沒有積極獻策，而是瞻前顧后、畏手畏腳，沒有積極做戰斗準備，消極抗戰。所以說李鴻章在甲午中日戰爭中的作為、思想、外交及軍事各方面是不盡意的，說他誤國是有確鑿歷史事實的。
參考文獻：
[1]戚其章.中日近代史資料叢刊續編：中日戰爭(一)[M].北京：中華書局，1911：56-57.
[2][清]李鴻章.李鴻章全集;譯署函稿[M].海口：海南出版社，1997：3103.
[3]張聲振.中日關系史(卷一)[M].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47.
[4][5][6][清]李鴻章.李文忠公全書.電鎬[M].長春：時代文藝出版社，1998：12;2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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