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語言文學畢業論文開題報告精選
引導語：漢語言文學專業是中國大學史上最早開設的專業之一,主要培養掌握漢語和中國文學方面的基本知識。以下是小編搜集整理的漢語言文學畢業論文開題報告精選，歡迎大家閱讀!
課題名稱：莫言小說中的方言運用研究
1、選題意義和背景。
語言作為小說的基本構成要素，承載著作家長期形成的思維方式，因此作品中的方言并不僅是表面看來的一種寫作技巧或寫作策略，方言的選擇和運用其實是作家深層的思維方式和價值立場的外在顯現。
2001年莫言在蘇州大學的演講這樣定義他自己--“作為老百姓寫作”,而不是“為老百姓寫作”,雖然只有一字之差卻有天壤之別，《檀香刑》后記中莫言提出“大踏步撤退”的口號，正式回歸到民間。而作為“大地之音”的方言，承載的則是大地在作品中的詩性言說，體現出了作家與他的“血地”之間的血脈相連。品讀莫言的作品，可以感受到他把自己作為一位“民間工匠”,運用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民間語言資源，把自己的作品扎根大地，創作出了一部又一部優秀的作品。有人這樣評價莫言“從真正的民間立場出發，把民間文化世界作為自己靈魂的棲息地，并在其間感受著民間世界的豐富與博大，為民間自身的深厚所震撼。”
20世紀90年代，陳思和對“民間”這一概念進行了總結和闡釋，《民間的浮沉》和《民間的還原》是他系統闡述“民間”的兩篇論文，此后文學界和理論界便展開了一場聲勢浩大的討論，各界理論家紛紛響應，對“民間”的定義和闡釋也層出不窮。文學要真實展現民間，站在民間立場上就必須讓民間的語言發聲、說話。評價莫言時，陳思和認為“莫言藝術最根本也是最有生命力的特征，正是他得天獨厚地把自己的藝術語言深深扎根于高密東北鄉的民族土壤里，吸收的是民間文化的生命元氣，才得以天馬行空般地充沛著淋漓的大精神大氣象。”陳思和看到了莫言藝術語言與民間文化、大地母親割不斷的血緣聯系。本文從莫言的作品入手，闡釋莫言自身對“民間”的看法和立場，以及他站在這種立場上所做出文學實踐。
2、論文綜述/研究基礎。
方言，俗稱地方話，是以口語形式存在的，通行于一定地域空間的語言，包括地域方言與社會方言(本文內主要關注的是地域方言)。“方言與標準語相對稱，它包含三層含義：一是方言是同一語言的地方變體，特別是語音方面;二是方言是不見于書面的特殊口語，是不夠文雅的土語;三是方言在語音詞匯語法各方面互有異同，一種語言往往有多種方言。”
①方言在作品中的使用古已有之，但是受中國古代史社會“雅言”的影響，一直處于支流的地位。“所謂方言，一般是指的是地域方言;但在具體的論述中，也包含民歌、諺語、俗語甚至口語等民間形態話語。”
②因為方言不僅是一種口頭交流工具，民歌、諺語、俗語、口語等民間文學形態總是借助方言這一載體存在和傳播。因此，本文的研究對象不僅局限在一般意義上的山東方言，包括了以方言為載體的民歌、方言、諺語、俗語和快書、茂腔等民間文學形式。
戰國時期的《楚辭》是古代運用方言寫作的典范，明清時期，運用方言創作的小說接連出現，《紅樓夢》《水滸傳》《金瓶梅》《三俠五義》等這些被人所熟知的優秀小說中，方言隨處可見。到了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伴隨著“白話文運動”和“五四新文化運動”,存在幾千年的文言文開始被白話文取代，眾多學者看到了方言的文學價值，不少理論家將其納入研究視野，也有不少作家將其付諸文學實踐。胡適在《文學改良芻議》中提出的“八大主義”中，有一項就是“不避俗語俗字”,這是對流行于中國幾千年文言文寫作規范的反抗，而魯迅、茅盾、老舍、沈從文等的作品中都不同程度的運用自己故鄉的方言。如廖恩燾的粵語詩集《嬉笑集》、韓邦慶用吳語著成的《海上花列傳》、帶有濃重的四川方言痕跡的沙汀的《在其香居茶館里》和李頡人的《死水微瀾》，這些作品更是具有濃厚的地方特色和風土人情，對方言的運用已較熟練，但還略顯粗糙。
新時期以來，尤其是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受西方“語言本體論”理論思潮的影響，作家文學語言觀念的不斷革新，文壇上開始涌現出一批極具特色的“方言小說”,“方言寫作”成為文壇一時之熱。莫言、余華、張煒、閻連科、韓少功等優秀作家都不約而同地開始借鑒和使用方言資源，但他們早已不同于《海上花列傳》中對吳地方言不加采擷的全盤運用，而是對方言有所取舍，從而達到為作品服務的目的。從方言區劃分來說，高密方言處于七大方言區中的北方方言區，它與普通話的天然親近關系為莫言小說中的方言運用提供了更大的自由空間，莫言依托北方方言區的特色，將故事展現在“高密東北鄉”,小說語言滲透著高密方言的味道和意蘊，其小說成為研究山東方言運用的有益選擇。
而如今理論界對“方言”與“方言文學”的關注也越來越多，如《民間話語資源的采擷與運用--論文學方言、方言文學以及當下“方言寫作”》中展現了晚清以來“方言文學”的發展和當代作家運用方言寫作的自覺和努力。而董正宇在《現代湘籍作家“泛方言寫作”現象研究》則對現代湘籍作家的方言寫作進行了分析，論述了現代湘籍作家泛方言寫作及文本出場的三種主要方式，分析了方言話語的出場意義及其文學審美價值，采用了從方言入手的研究方式，將文學與語言研究相結合，為研究湘籍作家提供了新的思路。劉進才在《語言運動與中國現代文學》的第三編“現代漢語書面語言的建立”中也探討看方言土語在中國現代文學中的地位和作用。
3、參考文獻。
[1]莫言：《莫言全集》[M],北京：作家出版社 2012 年版。
[2]莫言：《作為老百姓寫作》[M],北京：作家出版社 2012 年版。
[3]莫言：《用耳朵閱讀》[M],北京：作家出版社 2012 年版。
[4]賀立華， 楊守森：《怪才莫言》[M],石家莊：花山文藝出版社 1992 版。
[5]楊守森，賀立華主編：《莫言研究資料》[M],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 1992 年版。
[6]楊守森，賀立華主編：《莫言研究三十年》[M],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 2013 年版。
[7]楊守森主編：《讀莫言，游高密》[M],濟南：山東文藝出版社 2012 年版。
[8]孔范今，雷達，吳義勤，施戰軍主編：《莫言研究資料》[M],濟南：山東文藝出版社2006 年版。
[9]董紹克：《漢語方言詞匯差異比較硏究》[M],北京：民族出版社 2002 年版。
[10]董紹克：《山東方言詞典》[M],北京：語文出版社 1997 年版。
[11]錢曾怡主編：《山東方言研究》[M],濟南：齊魯書社 2001 年版。
[12]錢曾怡，羅福騰，濰坊市史志辦公室合著：《濰坊方言志》[M],濰坊：濰坊市新聞出版局 1992 年版。
4、論文提綱。
1 莫言作品中方言運用的方式
1.1 方言詞匯的直接運用
1.2 方言句法的鮮活運用
1.3 地域聲音的鮮明運用
2 莫言作品中方言運用的深層原因
2.1 方言運用與民間立場
2.2 方言運用與大地情結
3 方言運用與狂歡化效果
3.1 方言運用與眾語喧嘩
3.2 方言運用與民間戲謔
3.3 方言運用與粗鄙化寫作
4 方言運用的生態文化價值
4.1 方言運用與漢語寫作反思
4.2 方言運用與語言生態保護
4.3 方言運用與生態文化
5、論文的理論依據、研究方法、研究內容。
語言是構成小說的物質材料，而方言則是一種特殊的物質材料，如果作家對這種特殊的材料運用得體，文學作品就會呈現出獨特的文學意蘊。新時期以來，中國當代作家在方言運用方法上進行了積極的探索和實驗，莫言在方言運用上更加具有優勢，他的故鄉高密縣屬于北方方言區，與普通話具有天然的親近，這就為他的方言運用提供了得天獨厚的條件。莫言作品中不僅有方言詞匯的直接運用和方言句法的鮮活呈現，更有突出而鮮明的地域聲音。
一、敘述語言中短句的大量使用
二、人物語言中方言句法的運用
6、研究條件和可能存在的問題。
對語言生態的關注，源于如今生態環境所產生的巨大危機，生態環境日益惡化所產生的強烈影響引起了各個門類的關注和重視。“語言生態”自上世紀 70 年代提出以來，就受到理論家的重視。隨著社會的發展，我國的語言資源越加豐富，但是在全球化進程和大力推動普通話的形勢下，方言的處境卻不容樂觀，愿意學習和使用方言的年輕人越來越少，越來越多的方言開始變得不為人所知，更不用說在文學創作中主動自覺地運用方言。但是形形色色的方言是中國多元文化的根基，是地域文化的載體，方言的使用不僅有助于文化多樣性的發展，對維護漢語生態平衡有重要的意義。
中國作為方言大國，方言之間更是大相徑庭，不僅只表現在語音的差別上，更深層次上則反映出不同地域的文化特點和傳統。身處不同方言區的作家，潛移默化間對方言的運用，使各自的作品呈現出獨特的氣質。“現在很多應用范圍小的地方語言正在消亡，最近幾十年世界各地出現了一些強勁的運動來復興這些地方語言，伴隨這些運動同時進行的是地區意識與民族意識的復興。”“那些孤立的且不知如何解釋自己的人們可以從廣闊的世界中逃離出去，逃向語言的家園。”
7、預期的結果。
莫言作為一位語言風格頗受爭議的作家，其語言泥沙俱下、感性特征明顯，但是他對文學語言的創新所作出的貢獻是不容抹殺的。文學語言的選擇和運用是一個作家的立身之本，白話文運動到現在不過百年，語言的變化發展除了借助政府的推動之外，作家更應該擔負起更多的責任，因為他們是語言的使用者和實踐者。作為一位自覺運用方言的作家，山東方言在其作品中的運用方式多種多樣，主要有方言詞匯的直接運用、方言句法直接的運用、地域聲音的鮮明運用等方式，敘述語言和人物語言中都可以看到方言的影子，這些方言的運用對于塑造人物形象，描繪自然環境、生活環境有著不可替代的作用。也許作品中那肆意縱橫的方言運用，尤其是其中充斥著的粗話詈語會被一些批評者認為是“粗鄙”的，但任何一個優秀的作家不可能是一個完美的作家，正是有了這些“不完美”才成就了莫言自己的那標識性的文學風格。
從莫言方言運用的深層原因分析，首先是站在民間的立場上，莫言認為所謂的民間立場就是作家自己的個性選擇，他選擇方言作為其文學語言的組成部分。其次，方言的運用是莫言“大地情結”的體現，作為莫言的“血地”,而其中方言的運用更是其大地情結的自然涌現，是對所謂現代文明的消解和批判。方言顯示出了人與大地的天然聯系，高密文化以方言融入作品人物的血液，將這大地之音寫入作品，同時塑造了這片土地養育的血性兒女。而小說中對山東方言運用則產生了狂歡化的效果，體現在雜語運用、民間戲謔、粗鄙化三個方面，進而影響了莫言文學作品的風格特點。這種指向大地、指向人體下部的語言，讓被遮掩的丑被置放在展臺上任人觀賞，這種廣場式的狂歡，在作品中實現美與丑的強烈對比，打破了傳統的審美規范，以一種褻瀆的姿態，沖擊人的審美體驗。
莫言的這種運用方式本身可以視為一種對“美”的脫冕，對文學范式權威的挑戰，這種寫作方式本身就可以視為一種“狂歡”.雖然這種寫作方式的存在仍然具有爭議性，但這恰恰證明了中國文學的發展與生命力。在語言生態危機的背景下，方言的運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人們對方言的重視和關注，保護語言的生態多樣性，莫言作為中國當代的優秀作家之一，這種自覺地方言寫作是文化自信的一種有力體現。同時語言作為環境與文化的中介環節，對方言中特定詞匯的運用對于當今生態文化與生態文學的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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