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孫子兵法對領導藝術的影響論文
摘要：《孫子兵法》的群體領導藝術是根據所處環境的難易程度來劃分的， 從低到高， 呈“金字塔”型的結構模式。每一層級領導藝術的跨越， 都要求群體領導者角色做到適時轉變。靜態環境領導藝術的終極目標是實現有序管理， 動態環境領導藝術的終極目標是實現有序與無序的自由轉換， 險惡環境領導藝術的終極目標是實現每個成員的正能量發揮到最大極限。
關鍵詞：《孫子兵法》； 群體領導藝術； 靜態環境； 動態環境； 險惡環境；
《孫子兵法》既是一部聞名中外的兵學經典， 也是一部舉世公認的領導學寶典。波蘭學者石施道指出：“孫武在中國古代思想領域里， 獨樹一幟。”[1]《孫子兵法》有獨特的思想理念， 也有別具一格的群體領導藝術追求， 這種領導藝術追求可分為三個梯次：一是靜態環境領導藝術， 二是動態環境領導藝術， 三是險惡環境領導藝術。這對于研究群體領導藝術有重要的價值。本文旨在探討《孫子兵法》中群體領導藝術梯級劃分及其所追求的終極目標， 借此進一步加深對孫子群體領導藝術的探究。
一、靜態環境下的群體領導藝術
在相對平靜的環境下， 對于一個群體來說， 領導者想要實現有效管理也并不是件很容易的事情。《孫子兵法·勢篇》云：“凡治眾如治寡， 分數是也。”“治眾如治寡”闡明了孫子的靜態領導藝術， 代表了《孫子兵法》群體領導的初級梯次水平。孫子所說的“分數”, 猶如我們今天所說的“編制”.孫子指出， 治理多數人如同治理少數人一樣， 關鍵在于編制。為什么要說“治眾如治寡”是靜態領導藝術？“治眾”說明這個群體處于相對平靜的環境下， 這時的群體領導者首先擔當的是一個良好的管理者角色。孫子認為， 靜態領導藝術的關鍵， 在于這個群體的編制要科學、合理， 這是因為編制不僅僅是一種管理手段， 而且是一種管理能力的體現。因此， 領導者是否受群體數量上的限制， 是判定一個群體領導者是否具有初級領導藝術的重要指標。比如， 治理萬人， 如同治理一百人一樣輕松自如。
科學、合理的編制要根據實際的情況來確定， 從來就沒有永恒不變的編制。這種現象可從古時的軍隊編制得到證明， 《周禮·夏官》載：“凡制軍， 萬有二千五百人為軍。”宋人張預引用漢代軍制注解《孫子兵法》：“治兵之法：……五人為列， 二列為火， 五火為隊， 二隊為官， 二官為曲， 二曲為部， 二部為校， 二校為裨， 二裨為軍。”對比兩則材料， 可發現周代的一軍是一萬二千五百人， 而漢代的一軍是三千二百人。即使是同一時代、同一支軍隊的編制， 有時也要發生變化。對于軍隊來說， 還有平時編制和戰時編制之分， 平時編制是戰時編制的基礎， 沒有科學、合理的平時編制， 戰爭來臨時， 也很難做到向戰時編制的合理轉化。這些事實說明編制必須隨時隨地根據實際情況進行靈活變化。只有適合時代和形勢發展需要的編制， 方才談得上是科學而又合理的編制。一個龐大群體的編制若是不科學、不合理， 就會造成管理層的混亂， 出現尾大不掉、政出多門等問題。
孫子靜態領導藝術的終極目標是實現龐大群體的有序管理。孫子的理論首先是治軍的理論， 要實現三軍的有序管理。這種有序管理表現為三個方面：一是管理層次要分明， 二是每一個管理層次所管理的人員數量要適當， 三是管理者與被管理者的比例要適當。確定一個特定的群體的編制， 應從這三個方面進行斟酌考量。孫子的靜態領導藝術雖是評價群體領導藝術的最低梯次， 但它是邁向群體領導藝術中級梯次的堅實基礎。
二、動態環境下的群體領導藝術
一個群體并不能永遠處于相對平靜的環境下， 對于一支將要進入或者已經進入戰斗狀態的軍隊而言， 更需要強有力的領導。《孫子兵法·勢篇》云：“斗眾如斗寡， 形名是也。”這句話中的“斗眾如斗寡”, 點明了孫子的動態領導藝術， 代表了《孫子兵法》中群體領導藝術的中級梯次水平。孫子所說的“形名”, 猶如我們今天所說的指令。孫子指出， 指揮多數人作戰如同指揮少數人作戰一樣， 關鍵在于指令。為什么要說這是一種動態環境領導藝術？“斗眾”形象地說明這個群體正處于動態的環境下。在戰爭當中， 軍隊這個群體所面臨的艱難困苦已是一種常態。在這種狀態下， 群體領導者要從管理者的角色開始向指揮者角色轉變， 他所面臨的困難有時超乎想象。在動態環境下， 沒有比指揮者的指令更重要的事情了。指揮者的指令不僅僅代表一種領導方法， 更是一種中級領導藝術的集中體現。有些群體負責人雖然可以達到靜態領導藝術境界， 能夠成為一個龐大群體的管理者， 但未必就能上升到動態領導藝術境界， 成為一名優秀的指揮者。比如， 牧野之戰， 商紂王的軍隊在戰斗中倒戈， 這說明商紂王對軍隊能夠做到靜態環境下的領導， 卻不能做到動態環境下的領導。
動態領導藝術的關鍵在于指令。對作戰當中的軍隊而言， 模糊不清甚至完全錯誤的指令， 會讓軍隊付出難以想象的代價；清晰而又恰當的指令， 對軍隊奪取勝利是不可或缺的。而發出清晰得當的指令， 顯然不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情， 需要指揮者對整個形勢了如指掌， 而且他的部下能充分了解這一指令的具體含義。因此， 一個優秀的指揮員， 能夠做到在合適的時機下達清晰而又準確的指令。指令是一個群體統一行動的信號， 指揮者下達命令的時機也非常重要， 早也不行， 晚也不行， 早了會欲速則不達， 晚了會錯失良機。如果指揮者能夠從容不迫地指揮龐大的軍隊作戰或行動， 則可判定這個指揮者已經達到了孫子所說的動態領導藝術境界了。
《孫子兵法·勢篇》描繪出動態領導藝術境界所呈現的最終效果是“紛紛紜紜， 斗亂而不可亂也；渾渾沌沌， 形圓而不可敗也”.否則， 一旦指揮者的指令發出后， 處于動態環境下的群體就會陷于混亂不堪的狀態， 誠如《孫子兵法·九地篇》所言：“眾寡不相恃， 貴賤不相救， 上下不相收， 卒離而不集， 兵合而不齊。”只有指揮者具備高超的動態環境領導藝術， 才能使群體在由靜態環境向動態環境轉變的過程中實現自由轉換。換言之， 就是可以隨時隨地實現自己所率領的群體在有序與無序之間自由轉換。正如孫子所言：“亂生于治， 怯生于勇， 弱生于強。”所以， 孫子的動態環境領導藝術所追求的終極目標就是實現一個群體在有序與無序之間自由轉換。這種無序是一種可以自由控制的無序狀態， 對于軍隊而言， 有時可以迷惑敵人， 引誘敵人上當。
三、險惡環境下的群體領導藝術
一個群體有時并非處于靜態環境， 也不是處于一般的動態環境， 而是處于一種非常特殊、非常險惡的環境， 這種環境可以說是一種生死未卜、吉兇難測的環境。《孫子兵法·九地篇》云：“其兵不修而戒， 不求而得， 不約而親， 不令而信。”這句話說明了孫子的險惡環境領導藝術， 代表了《孫子兵法》中群體領導藝術的高級梯次水平。孫子指出：士卒不必整飭， 就能加強戒備；不必強求， 就能完成任務；不必約束， 就能親附擁護；不必申令， 就能遵守紀律。值得注意的是， 孫子所謂“不修”“不求”“不約”“不令”, 正是其高級群體領導藝術的具體體現。
這種環境雖然十分險惡， 但對于素質優秀的人來說， 這也是一種可以創造奇跡的環境， 是一種“危”而有“機”的環境。這種極為罕見的特殊環境一旦出現， 之前的指揮者角色則應開始向布局者角色轉變。布局者要能體現出一種“以患為利”的創新思維， 不然的話， 厄運隨時會降臨到整個群體的每一個成員身上。先前僅僅依靠科學合理的組織編制實現靜態領導管理， 以及在正確時機下達清晰準確的指令實現動態領導管理， 但在目前險惡的環境下， 已經是無濟于事了， 根本無法解決燃眉之急。在這種異常險惡的環境下， 整個群體的心態已發生了劇烈變化。布局者要面對空前的壓力和難以預測的未來命運， 必須采用特殊的領導方法， 那就是無為的領導藝術。
這種異常險惡的環境， 如同項羽巨鹿之戰前夕所處的環境。巨鹿之戰的前夕， 項羽所率的楚軍面臨的作戰環境非常不利， 而且河北諸軍及楚軍面對如狼似虎的章邯軍隊充滿了恐懼心理。[2]也如同當年韓信與趙軍交戰前所處的險惡環境。韓信率孤軍遠道而來， 面對的是占據地理優勢、數量眾多的趙軍， 恐懼與滅亡的命運陰霾籠罩在每一個人頭上。而項羽和韓信卻能夠在如此險惡的環境下最終勝出， 原因是他們都已成為出眾的布局者， 而不是單純的指揮者：項羽通過“破釜沉舟”來改變現有的布局， 韓信創造性地使用“背水陣”來重新布局， 最終達到了孫子無為的領導藝術境界。
達到孫子無為的領導藝術境界， 關鍵在于布局者綜合考慮各方面的有利與不利因素， 注意研究“九地之變， 屈伸之利， 人情之理， 不可不察”.也就是說， 布局者要對險惡的環境狀況、前進后退的影響、群體的心態有充分的了解把握。孫子的無為領導藝術， 表面上是一種無所作為， “不修”“不求”“不約”“不令”, 實際卻奉行一種“有所為而有所不為”的領導藝術原則。說到底， 無為的領導藝術所秉持的態度不是消極無為， 而是積極有為， 布局者要充分開動腦筋， 設計出一種特殊的環境， 就是《孫子兵法·九地篇》講的“聚三軍之眾， 投之于險”, 迫使群體中每個成員都能夠實現“自治”, 發揮出最大的潛力。正如孫子所說的“死焉不得， 士人盡力”, 以至于最后， 整個群體的每個成員爆發的正能量都達到極限， 從而讓整個群體實現絕處逢生的命運轉折。這個險惡環境是布局者有意識創造的， 也就是孫子所說的“投之亡地”和“陷之死地”.值得注意的一點是， 如果群體領導者本身不具備良好的靜態環境領導藝術和動態環境領導藝術， 或者這個群體沒有經過很好的訓練， 卻要盲目地追求無為的領導藝術境界， 試圖實現布局者角色的轉變， 那么其所追求的勝利只能是水中月、鏡中花。前秦之苻堅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淝水之戰則是動態環境領導藝術向險惡環境領導藝術轉化效果不佳的最終反映。失敗的一個主要原因是苻堅還沒有完成從一個指揮者向布局者角色的迅速轉變。而東晉的謝安卻成功地完成了這一角色轉變。孫子的無為領導藝術境界， 就是要徹底打破靜態環境領導藝術所追求的有序， 以及動態環境領導藝術所追求的有序與無序之間雙向靈活轉化， 從根本上創造一種天、地、人三者合而為一的最佳組合狀態， 所追求的終極目標就是讓群體的每個成員的正能量得到最大限度的發揮。作為一個群體的領導者， 當他沒有達到孫子的靜態環境領導藝術時， 就無法跨越到孫子的動態環境領導藝術；當他沒有達到孫子的動態環境領導藝術時， 也自然無法跨越到孫子的無為領導藝術境界。通過應用創造性的思維， 布局者最終使所率的群體在險惡的環境下勝出， 則是判定其達到無為領導藝術境界的唯一標準。
在歷史上， 能成功跨越孫子群體領導藝術三大境界的大師級人物鳳毛麟角。從軍隊領導藝術的角度來看， 漢軍統帥韓信當之無愧是群體領導藝術的杰出代表。他對《孫子兵法》運用得異常嫻熟。[3]結合歷史記述考察， 韓信親口說自己帶兵是“多多而益善耳”, 顯然， 他輕而易舉地達到了孫子的靜態環境領導藝術境界。劉邦夸獎韓信：“連百萬之軍， 戰必勝， 攻必取。”表明韓信業已達到孫子的動態環境領導藝術境界。漢軍北上滅趙， 韓信通過“投之亡地然后存， 陷之死地然后生”的“背水陣”, 一舉戰勝趙軍， 證明韓信已經達到了孫子的無為領導藝術境界， 這是群體領導藝術中的最高境界。可以說， 韓信是孫子群體領導藝術的集大成者。軍隊這個群體最為特殊， 它所面臨的環境， 已遠遠超越其他群體所處的環境狀態， 從軍隊領導藝術的角度審視， 這種群體領導藝術的表現形式更有典型性和概括性。
綜上所述， 《孫子兵法》中群體領導藝術所追求的境界分別為靜態環境領導藝術、動態環境領導藝術、險惡環境領導藝術， 呈“金字塔”型的結構模式 （見圖1） , 三者之間不是相互孤立的， 而是一個相輔相成的有機整體。從整體觀察， 這個“金字塔”具有三方面的特點：一是所處的群體環境有明顯的變化， 越往頂端， 群體領導者的處境越是艱難。二是群體領導者所面臨的挑戰有顯著的變化， 越往頂端， 要求群體領導者的能力越強。由初級的管理藝術， 到中級的靈活調度能力， 再到高級智能創新思維， 越來越具有挑戰性。三是三種境界呈階梯狀上升的趨勢。這種提升標志著領導方式的根本轉變， 預示著難度系數增大到一個新的層級， 這種難度系數分為低、中、高三個梯次。
群體領導難度系數的提高， 根本原因是這個群體所處的環境狀況有了新的變化， 從而使群體心理產生了微妙的變化。靜態環境領導藝術是在一種相對平靜的環境下進行的， 群體的心理波動很小， 對群體領導影響不大。動態環境領導藝術是在一種不穩定的環境下進行的， 群體的心理會有很大的波動， 因而會對群體領導造成一定的影響。而無為領導藝術則是在一種極度險惡的環境下進行的， 群體的心理波動十分劇烈， 有效利用這種心理變化是取得成功的關鍵， 這就需要有效運用“人性的指揮原則”[4].由于環境狀況的根本改變所引發的群體心理波動幅度也不一樣， 所以群體領導者不僅要改變自己的領導方式， 而且要在角色上有相應的轉變， 實現管理者、指揮者、布局者的角色適時適地轉換， 這就需要群體領導者在平時不斷歷練和打磨， 尤其要從心理上進行嚴格錘煉， 在各種環境下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孫子群體領導藝術所追求的三個境界的終極目標各不相同， 靜態環境領導藝術追求的終極目標是實現群體的有序管理， 動態環境領導藝術所追求的終極目標是實現群體在有序與無序之間靈活自由轉換， 無為領導藝術所追求的終極目標是實現群體中每個成員的正能量得到最大限度的發揮。由此而言， 《孫子兵法》中群體領導藝術的三個終極目標， 為群體領導藝術的考評提供了一個獨特的標準。
參考文獻
[1]于汝波。孫子兵法研究史[M].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 2001:296.
[2]閻盛國。從《孫子兵法》審視項羽巨鹿之戰的致勝因素[J].史學月刊， 2012 （7） :125-127.
[3]吳興勇。韓信和孫子兵法[J].船山學刊， 2010 （2） :189-191.
[4]程國政。孫子兵法知識地圖[M].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 2013: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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