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依法治校演講的致辭
依法治校不是一部分人“治”另一部分人，而是全體教職員工依據法律和校規自己約束自己。如果校規的制定沒有師生員工的廣泛參與，如果校規的內容得不到廣大師生員工的認同和自覺遵守，就不可能真正實現依法治校。
某高校有一位法學教授當了院長，一方面大講依法治校，另一方面又大講惡法亦法。
他明確要求教師和學生遵守學校有關機關制定的全部規章，而不管這些規章是人事處制定的還是房管科制定的，是合理的還是不合理的。至于有關機關是否對所有的人一律平等地執行這些規章，那他是管不了也不愿管的。顯然，在他看來，校規不過是學校有關機關整治師生的工具。這樣的依法治校，只能讓師生們更加寒心，只能搞壞依法治校的名聲。
任何法律都具有預先公布、同樣情況同樣處理和強制實施的技術特征，否則就不是法律。商鞅變法的時候曾貼出告示：誰把一根木頭從都城的甲處搬到乙處，就可以從政府領得若干黃金。一般人都不相信，但有一個人按告示去做了，商鞅果然給了他告示上所說的黃金。可見法的強制性決不僅僅意味著政府執法時不許百姓反抗，而且意味著政府及其官員必須守法和執法。如果高興就執法不高興就不執法，法律就沒有權威，人民就不會守法，法律從而也就達不到它的目的。國家的法律是這樣，校規也是這樣。從這個角度看，這位院長治下的某些“校規”是不配稱之為校規的。例如學校房管科制定的集體宿舍分配方案規定：博士一人一間，碩士二人一間，本科及本科以下學歷者三人一間。而實際所做的是：博士即使是剛畢業的都分給兩居室，本科及本科以下者都分給二人一間，理由是學校規定的集體宿舍分配標準是下限；而碩士即使教了七、八年書也還是兩人一間，這時學校規定的集體宿舍分配方案又成了上限。我想，除非在這個學校里碩士被明確規定為賤民或私生子，否則即使根據惡法亦法的原則，這樣的校規也不配叫做校規。惡法可以在法律的內容上不平等，但在實施上仍然必須是平等 的；否則只能是人治。
現在講依法治校，首先當然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但是依法治校并不是要在學校里實行商鞅式的嚴刑峻法統治，而是要適應依法治國的需要，建設民主法治的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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